历史名人的另一面:生活的是是非非

最后李广被别人污陷致死,他的儿子为父打抱不平,射箭击伤了仇人,后被该人的外甥杀死。他的孙子北伐匈奴,最后身陷绝境,投降胡地,为此还“成就”了司马迁和苏武的历史佳话。

这个仇人便是卫青,外甥是霍去病。大将军卫青,骠骑将军霍去病,这两个创作汉武帝讨伐匈奴巨幅山水画的巨匠,在书本的前面,光辉灿烂;不被教材编写者提及的部分,不为人知。阿谀奉承,敛财不顾士卒生活等等。

二人活灵活现地生活在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中,但司马光在他们事迹的末尾写了几个字:“二人志操如此”。行文之间充盈了他对二人品格的不屑。

“陛下当法尧、舜,何以唐太宗为哉?”——王安石。

“陛下当法尧、舜,何以唐太宗为哉?”——王安石。

宋神宗本来想要效仿唐太宗【“唐太宗何如?”】,听了王安石的话很是感动,任王安石为相,推心置腹地将权力授予王安石。为了表达“用人不疑”的原则,第一次权力许可的期限是四年,第二次是十一年。但最后王安石变法归于失败,成为后世的反面。

直到后来,梁启超为其鼓吹,王安石便成了值得歌颂的人物生活在了历史课本上。

王安石变法中“保马法”,直接导致农民破产。此政策本在节省政府开支,类似今天的政府购买服务。汉唐都有专门的官府部门负责养马,王安石估计为了减轻政府负债,发明了保马法,其内容是分给小马驹子和一块地给农民。农民用地上的收入供养小马,到马养成之时,把马转移给政府,不再贡税。保马法非常像今天的BOT模式。

农民贪小利,纷纷认领小马,结果因为不会养,而把马养死,需要对官府进行赔偿,故而农民破产。其次,哪怕农民养成了马,但质量也差。养马需要在广阔的草原,众马需要竞技奔跑,如此生长环境下的马才能被派上战场。

我们现代人不知道一匹马多少钱,按照王夫之的记载,一匹马时价值二十金,据说相当于现在一辆保时捷的钱。

王夫之先生在其所著的《宋论》中,按照“君子之道,有必不为,无必为。小人之道,有必为,无必不为”的标准,将王安石视为小人,但还是与蔡京、贾似道小人相区别。

溯及原因,神宗之意在于富国强兵,充盈帑藏。王安石先生极为刻苦,在申不害、商鞅的见解和桑弘羊的政策中获得了启发。

料想那几年,王先生刻苦钻研,每有思考所得,便夜不能寐。这可能与后来传言某位领袖思索击退大军的策略,一夜之间白了头的佳话相映成趣。王安石先生可谓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典范。就像桑弘羊一样,从申不害、商鞅的变法中获益颇多。对于桑弘羊,后人知之不多。汉武用兵,府库开支过大,为充实后勤,便任用了桑弘羊做搜粟都尉,搞得民生凋敝,几成亡秦之状。“搜粟都尉”这个官名看着就让人胆寒,可以想象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对王安石变法的负面评价。

“吾舜、禹也。”——曹丕。

“吾舜、禹也。”——曹丕。

有观点指出曹丕是文学巨擘【以《典论·论典》闻名后世】和君王的合体,这真是极高的评价。

曹丕估计觉得自己身体不好,想在自己这一代就完成统一,可惜两次伐吴(三国演义里面说是三次,实际上没有那么多,也没有什么 “徐盛破曹丕用火攻”的历史。曹丕伐吴,要么赶上长江结冰,无法行船,要么风太大),均以失败告终。

曹丕在位虽然只有七年,但出台的政策却很多。其中之一,就是出台过禁止后宫干政的旨令,但这一道命令,二十几年后司马懿诛杀曹爽时,几乎被视为废纸。另外,就是政策上过度防御兄弟宗亲,导致在幼主当政之时,没有强有力的宗亲辅佐。相反,司马氏是个大家族。司马懿兄弟八人,时称“八达”,其父亲是京兆尹司马防,相当于今天北京市市长的儿子,典型的官二代。

曹植曾经在曹睿在位期间屡次上书,要求防范边疆久掌重兵的大将,任用宗室与其制衡,可是曹睿只是“但以优文答之”。

但曹丕托孤还是有一套,把宗室和外姓大臣均衡地分权,成就了曹睿的安稳天下。但是忠诚鲠直的蒋济(曾经耿直地抓曹丕的皇袍进谏,一直追到后宫。曹丕生气地说:“你怎么抓我的衣服啊?”)却没有掌握大权以制衡司马懿,最后高平陵政变时,蒋济被司马懿忽悠去劝曹爽投降,可是实在的蒋济事后“耻为懿所卖”,忧愤而死。

曹丕生前的妄语,最后竟一语成谶:曹奂给司马炎禅让。但曹奂却是享受待遇最好的禅位皇帝。他退位后被封陈留王,比汉献帝刘协的山阳公爵位高一等,而且死后被西晋人谥为元皇帝,可以说待遇不错。也算是曹氏善待天下的回报吧。

后世对申不害、商鞅之法多抱有警惕,对于苏秦、张仪之说更是绷紧神经,故有文人用申商之法、苏张之舌来抨击对手。王安石是申商之法的跟随者,而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人可谓苏张之舌的实践者。苏门的文章风采可谓后世流芳,但是在王夫之看来,其文章的政治意义却全是口舌技巧、口水,哗众取宠而已。(真不知道为什么王夫之特别讨厌苏轼,他的作品里面多处批评苏轼)

【“言有大而无实,无实者,不祥之言也。”】

【“言有大而无实,无实者,不祥之言也。”】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